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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初稿｜没有土地的人：一名皖北大学生的自我民族志
2026-04-16 15:31
我的家乡，安徽宿州，淮海平原上一座普通的农业城市，从市郊开始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土地是这里最实在的东西，长麦子，玉米和大豆，能盖起安身的房子，也能埋葬逝者。我没有老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种“无地”的初始状态并非一片空白，而是一枚胎记，从一开始就提醒我要寻找另一种方式来锚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图1 平原上的玉米地
一、土地•父亲
我在城市里长大，本与乡下的土地没什么联系，但在小学三年级前的五一假期和十一假期，我总会和父母一起回外婆在符离的老屋帮忙。我们一般上午出发，长辈会从院子里拉出那辆农耕用的拖拉机。这种拖拉机烧油，发动时需要两到三个成年人一起快速转动一条可以拆卸的L状摇杆。它在耕作时后面挂着用杨木做的犁，往返家与田地之间时，则挂着一个铁质的简易露天车厢，可以载人，载粮。我们一家人就坐在这个车厢里，围着堆在车厢中央的农具，沿着窄窄的土路慢慢往地里行进。后来，这些土路一点点被铺成了水泥路，但路两旁的杨树一直屹立在那。记忆里，整个宿州的乡间到处都是杨树。杨树高大，叶子密集，风一吹便沙沙作响，阳光穿过叶间的缝隙渗下来，印在车厢和土地上。在乡间，地是没有界限地连在一起的，从远处看，很难说清哪一块地具体属于谁。在我眼里，所有的田地长得也一样。我总是不解地问母亲：“妈，地怎么这一块那一块的啊？为什么我们不种在一起？”母亲坐在颠簸的车厢边，指着远处一块麦地回应我：“那是毛孩家的地，再往东的才是咱家的。咱家还有几块在南湖，有一块小的在铁路边。”他们似乎心里有一张地图，知道哪块地属于哪一家。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靠什么辨认的，也许是地形、方位，也许是记忆，但他们就是知道。
来到农田旁，大人们用簸箕装起白花花的化肥，沿着庄稼里隐隐约约的小径，边走边左右扬撒化肥颗粒。我则被他们叮嘱：“站在地旁边，别乱走，别踩人家的庄稼。”于是我就数着布谷鸟发出几声“咕咕咕”，在杂草里摘苍耳或是寻找“小西瓜”打发时间，有时不知不觉会走到邻家的地里，被发现后，长辈就会吓唬我：“你踩人家的地，人家就把你拐走卖喽。”那时的我胆小，总被这些话吓哭，于是后来索性一直坐在拖拉机上哪都不去。后来回想起来，这种颠簸、吵闹的旅程是接触土地的一种方式，它一直留在我心里。也许正是在那样的时刻，我慢慢养成了一种习惯：在进入一件事情之前，先看清它的边界和规则。
五月初收麦子。劳动节前后，从城里排着队来的联合收割机在镇子里、村头、河堤和土地间轰鸣。空气里弥漫着焚烧秸秆的味道，灰烬和尘土朦胧了天地。从城里来的联合收割机虽然多，但能开进自家地里的却很少。人们会隔着一大片麦田喊：“老shěi，给他家收完麦来我家地里，就在旁边！”十月晒大豆时，屋顶上、院子里、屋前的空地上都会铺开蛇皮袋，大人把大豆倒在上面，用竹子做的耙子来回翻，黄豆在耙子的带动下滚动，在蛇皮袋上哗哗作响。孩子们则要光着脚站在豆子上，翻拣干枯的叶子、根茎和坏掉的豆子，小心从杨树上掉下来的杨辣子，带着猫咪赶走来偷吃的鸡和落在杨树上虎视眈眈的鸟。有时候邻居家的院子和屋顶也会被借来晒粮食，屋顶之间只隔着很矮的围栏，小腿那么高，可以直接跨过去。这些围栏是柱状镂空的，柱子上盖着平板状的瓦片，柱子之间的黑土里会长出一些蕨类植物。那些植物的嫩须卷成一圈一圈，看起来很有意思。假期将尽，临走时我总会嚷着：“不想回去，不要上学。”母亲就会拉着我上车，说：“这是外婆家，咱家在城里的，不回去怎么行。”就这样，儿时的我始终是这片土地的客人，每次拜访都会被大家极热情地款待，可这种作客的疏离感也让我感到不自在。随着年龄渐长，这种不自在慢慢变成了一种默默的抗拒，即便不得不回去，我也只想赶快离开，回到城里的家。
说到地，终究要讲到地上的人。我的父亲出生在灵璧县的农村，十八岁那年，他被祖父带进城工作，换为城市户口，也因此没有再分到老家的土地。在我的小学时期，母亲因工作常常不在家。晚饭时，我就坐在家里的那张方桌旁听父亲说他儿时的事。他说村子边有一条泥河，河岸的泥厚得很，用手一挖能挖出小贝壳。放学后，他和朋友们常在河岸边的地里掏地瓜，再挖一个坑，生一堆火，在土坑里烤来吃。巧合的是，我们现在住的社区旁也有一条河。那是一条人工护城河，河堤由大理石筑成，规则又整齐，旁边是公园，有沥青步道、李树、毛桃和樱树。晚上会有人在那里散步、遛狗。父亲有时也会去那里走一走。
图2 我家旁边的河（拍摄于2019年12月29日晚）
父亲总抱怨祖父当年没有供他继续上学，也没有给他留地。他说如果当初没有被带进城，也许就能在老家盖自己的房，守着几亩地过日子。毕竟在这片平原上，有地就有房，有地就有尊严和退路。家家户户守着宅基地，儿子成家之后往往要盖一栋新房，渐渐地，庄子里建起不少挨在一起的小洋房，但这些新房大多数时候只是和老房里的老人一起守着地。我的表哥，保留着农村户口，新婚后便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了新房，随后就带着新娘一起去福建打拼，并在那里生了孩子，每逢过年时才回来住几天。如果谁在外面做生意失败，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只要老家的地还在，也还能回到庄子里来。而如果谁把地承包出去，旁人往往会觉得那是“瞎胡闹”。这些抱怨，父亲几乎每隔一两天就会重新讲一遍。起初我只是坐在那里听着，同情他，渐渐地也开始对这种反复的抱怨感到厌烦，甚至会生气。年纪渐长后我也慢慢明白：他一遍遍地说那些，不光是一条河、一栋房，几亩地。那条泥河，那些没盖起来的房和没分到的地，是他和老家之间的联系。而我呢，从小看到的就是另一条河，过的是另一种日子，我俩的河从来就没在一个地方。父亲的念叨让我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没有可以回去的老家，没有退路。所以我很小就特别现实，喜欢考虑未来。
对父亲来说，老家是他成长的地方，他还有亲情、友情、记忆在那。祖母在世时，他每隔两三周总要回去看一看。而老家对我只是一个词，它来自父亲的讲述，我连它的具体方位都不清楚，偶尔跟着回去，也只是木讷地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杨树逐渐多起来，听着父亲说：“马上到刘闸了……前面的路太窄了，得从别人庄里绕路走……”
在祖母的葬礼上，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父亲讲述的那个大家族。堂屋里来了许多同房，在庄子里，大部分人往往同一个姓氏，彼此互称“近邻”或者“同房”，遇到白事，十里八乡沾亲带故的人都要来，这是规矩。他们互相都熟悉，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而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父母和我戴着项帽，穿着孝衣在人群中走动，告诉我这个该叫“大爷”，那个该叫“二奶”。当他们提醒时，我就机械地喊一句“XX好”。但更多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我就躲在堂屋最拐角，希望没人发现我，万不得已要打招呼时我就干脆不分男女、年龄和辈分，统一说一句：“你好。”这句在城市里再普通不过的问候，在那里却显得有些突兀。
祖母下葬时，我跟在同房们组成的队伍最后，看着棺椁入土，土再垒成小丘。淮海平原上有很多这样的小土丘，那是坟，它们散落在田间，也在路边。坟旁有时会种几棵矮松，那是孝子种的，淮海平原是不生长这种松树的。地里的人曾经也是从地里成长的，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落叶归根，最后一定会再回到地中，这是传统，也是他们的意愿。听着周围密集的乡音和哭声，看着父亲和大伯在队伍最前方埋在孝服里的头，紧紧握着的缠着白布条的树枝，我却发现自己很难像他们那样自然地悲恸流泪，我更像是一个按照指令完成动作的机器人，转圈、下跪、磕头。也正是这场葬礼让我打心里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甩不掉的人情债，庄里办红白事最看重礼账，家家户户都会备下专用的宣纸账本，父亲特意请了庄里德高望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同房来掌礼记账。他就坐在大门侧边的方桌后，戴着老花镜，研好墨，对着前来吊唁的乡亲，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在账本上写下姓名与礼金：“张家伍佰元，李家陆佰元”。这账本就像一张网，记下的不只是金钱，更是绑定了全庄人的人情往来——日后别家有了事，必须按着账本上的数目对等随礼，一来一往，世世代代，反反复复，谁也脱不开。
二、城市•Z
真正属于我的是城里的生活。在那里，地换了一副模样，变成了房。
我是在市医院出生，在城里长大的，小城生活闲适安然，但城里人对房子的执念和乡下人对土地的很像。城市里的房子，某种意义上也像是水泥砌成的宅基地。人们攒钱买房，贷款买房，买自己的，买子女的。2009年，我家买了现在住的房子，在市区东南的开发区。那时房价还没有大幅上涨，是母亲提议买的。后来，二高中搬迁到我家附近，周围的房价上涨不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在那里买房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之后的几年，家里一直在讨论房贷，父母还想过，如果我能考上那所刚迁来的二高中，就不用租房了，但后来我考上的是建在城市西北角的一高中。
城市通过楼与门的界限让生活更有秩序。防盗门关上之后，那种“共用一面墙”的亲密感不断减弱。我家楼下的几间房时常换住客，陌生的面孔在楼道间相遇，通常也只有极客气的礼让，彼此甚至不知晓姓氏，口头寒暄自然也是没有的。有几户和我家一样，子女在城市求学，父母在城市工作，与他们的交往也就略多。也有的只是把房子买在这里，然后举家去浙江求学或工作，像乡下人在宅基地上盖了新楼后外出一样，寒来暑往，他们回来过年的新面孔越来越多，我也不再认识了。
城市生活给了我一个朴素的念头：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这让我变得务实，看重攒钱和规划。同时，它也让我习惯独立、看重分寸，安于门后的清净。乡村的地没有墙，所以邻居的猫可以乱跑，但我长大的城市里到处是门，我是在门后长大的。最早的一扇门，是祖父母当年在市区生活时的集体大院的门。那是一扇普通的铁门，上面覆盖着孩童的涂鸦，推开时会发出刺耳的响声。门后是一条像隧道一样的通道，通道两边是用红砖、石灰和茅草砌筑的墙，砖缝里的黄土已经风化得松散。我和伙伴们会用练习簿的纸折成小管子，把黄土收集起来和水混合，捏成各种小东西。石灰抹的墙皮脆得用手就能掰下一小块，我们会用这些粉块在铁门上随意涂抹刻画，或是在水泥地上画上跳房子游戏需要的框架。门外是一条小巷，两边长着蛇莓，伙伴们会跑过去摘，我则站在门口看着，羡慕地拜托他们帮我带一些回来。因为长辈不断告诫我：“不能出去”。虽然我偶尔也会偷偷跑出门去一点，但从不久留，总担心被发现或者遇到危险。在我家所处的小区里，“门”依然存在。下楼玩耍时，父母会给我划定一条界线：“不能走过小高层前的电线杆。”那根电线杆离楼并不远，但在我的世界里，它像一条国界线。站在杆子前，我会停下来，观察周围，确认没有人注意我，再回头进入自己的空间。
我曾无数次望向电线杆后的世界，那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草木、楼宇、行人，都和杆子后的一模一样。但我从未产生过跨过去的冲动，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越界。这些门并没有人看守，是我自己在看守自己。这种对边界的敏感慢慢内化为一种习惯，也成了我日后性格里谨慎克制的一面，从不能出去，逐渐延伸为不能做某些事：不能走太远，不能让人担心，甚至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喜好或情绪。小时候，我不敢说不喜欢吃萝卜，也不敢在放学值日完后在学校与同学多打闹一会儿。长大后，我很少去挑战什么未知的风险，凡事总喜欢先看清界线，留在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这让我避开了许多混乱，但也确实让我显得不够大胆。
转折发生在初一。那一年祖父母突然决定回乡下生活，我也不再去那个集体大院了。父母因工作无法照顾我。有人提议我去小饭桌，但我拒绝了。我学会骑电动车，开始自己做饭。每天中午十一点四十分放学，大约十二点十五分到家，给电动车充电，做饭吃饭，结束后大概下午一点，两点二十上课，我一般会在一点十五或二十左右出发。从那以后，我持续做饭八年，掌握了各种烹饪技能：煎、炒、烹、炸，面点、汤品和中西甜点。厨房成了我完全自己做主的小世界，虽然无法像祖辈那样在土地上决定种什么，但在灶台旁，我可以决定今天的午饭。这八年的厨房生活让我明白，就算离开家，也能把自己照顾得不错。这种“我能行”的感觉，给了我在城市里生活的底气。
一样的，说到城市，重要的还是城市里的人。与我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是Z，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相识于初一，算来已有9年的交情了。和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里生活、谨慎务实、依赖城市规则的孩子不同，Z虽亦是第一代“城里人”，但他是在乡下的堂屋里出生的，小学前都在乡村生活，也在乡下有土地，有亲友。这种不同，在我们相处时的许多细节里，都能看见。
比如旅游。2024年的国庆假期，我们决定去深圳进行一场短途旅行，打卡天文台等几个地方。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那天我们从市区出发，结果大巴一路堵车，堵了整整一个下午，原计划傍晚去天文台的行程显然无法完成了，因此我们临时决定就近去西涌看海。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海，虽然当天是阴天，但海的辽阔与波澜依然震撼。Z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海里，我却停在了岸边。翌日早上五点，我们徒步加爬山5公里来到了天文台。站在高处，俯瞰着这片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的中国最美的海岸线之一，确实感到一种内心的宁静。Z无所畏惧地继续走了下去，去拥抱岸边的礁石与浪花，但我依然没有走下蜿蜒陡峭的台阶，就像我做事时总是先站住看看，在心里画一条线，告诉自己到这里就行了。我每走一步，都得先想好哪里是安全的。
图3 深圳天文台（拍摄于2024年10月4日）
第二天，我们从大鹏新区前往市区。Z一路都在翻看他在海边拍的照片，调整角度，设计朋友圈照片与文案，我除了与他聊天，帮他挑选照片，其余时间一直靠在公交车的车窗边，望着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从海岸与山岭变成城市的道路和高楼。等真正回到深圳市区的时候，我反而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一排排大厦，像一堵一堵竖起来的墙。晚上，我们去了粤海街道一带。我站在那里仰头看，脖子有点酸，但又不想走，那种感觉其实和站在天文台看海的时候有一点类似，只不过方向是反过来的——海是向外延伸的，而这些楼是向上长出来的。很多楼的玻璃幕墙在夜里是亮的，一层一层的灯光像格子一样叠在一起。Z一开始还会停下来等我，后来就习惯了。他说：“你是真的喜欢这些东西。”“是啊，我觉得这些楼很好看。”我回答道。整齐的高楼，让我觉得一切都有规矩、能预料，很适合习惯按城市规则生活的人。
我们也时常交流最想去的国家和城市。Z的地理不好，他甚至会把法罗群岛当成冰岛的领土，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冰岛的向往，每次刷到黑沙滩、峡湾或者极光的视频，他都会把视频转发给我。就像他说的：“我的自由就存在于泥土地和草木山川之间。”我则独爱巴黎，一来是对这座国际大都会具有滤镜，二来是曾有过学习法语的羁绊。他想去的是最原始、最野性的地方，那是土地本来的样子。我想去的是像巴黎一样的大都市，那是人建出来的世界。
Z和我的父亲在与土地的关系上，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对照。上大学之后，每年放寒假回家，我和Z时常一起出去吃饭叙旧。但除夕前一周，他都会回到老家去准备过年，年后四五天才会再回到市里。Z会给我发很多乡村照片，有清晨杨树之间的薄雾，有夜空中清晰的猎户座星辰，有屋顶上的积雪和屋檐上的冰溜子，还有他们家饲养的小羊羔和小鸡仔。也是每年这个时候，父亲总要提前去银行取一些钞票，包好给亲戚孩童的红包，动身往灵璧的老家去。他大多时候借宿在大伯家，或是表哥新盖的小楼里，除了走亲戚，给压岁钱，他还要赶庄里接连不断的红白事——过年期间的红事总是格外多，今天是哪家的儿子娶亲，明天是哪家的孩子送面，这些都是亲戚或同房打电话告诉他的。父亲会找出礼账本，一笔一笔核对，与母亲商量要随多少钱。他总说：“我应该回去。”他每次还会劝我跟他一起走，我却都推辞了，理由翻来覆去就那几个：不认识庄里的人，回去也无事可做，何况我自己会做饭。再加上做餐饮工作的母亲在年关一直忙不开身，所以过年期间我主要还是一个人生活。我会给Z发我在厨房做的晚饭照片，给他分享有趣的视频。平时打游戏时，我们俩是默契的队友，会在局内不停沟通开玩笑。但在过年期间，他会拉上他在乡下的朋友与表弟。那时的我会选择关上话筒，听着麦里他们激情的对话，做一个沉默的高手。我从听筒里听到了Z用乡音和亲情传递的关于邻里和土地的琐事，安静地分享一点他们的热闹。他的根在过年时特别明显，而我的根就是自己过着的每一天，自己安排的一切。
图4 Z给我发的乡村雪景
图5 Z给我发的羊与鸡的照片
三、广州•我
土地没有成为我的牵绊，家族和血缘在我身上的约束感变得很弱，这给了我选择的自由，也让这人生从一开始就需要自己寻找方向。我可以很自然地把生活范围不断向外延伸：高中时，在城市西北角的一高中上学，生活的范围也逐渐固定在那一片区域，第一次离家那么远。填报高考志愿时，父母希望我选择离家近的城市，比如南京，但我依然选择去了更远的广州读大学，第一次离开淮海平原那么远。慢慢地，我也变成了那种“只有过年才回去的人”，习惯并喜欢上城市里的匿名状态。在广州上大学时，极喜欢在这座大都市里漫无目的地闲逛。随便选一个方向，从学校大门出发，一个人快步流星地走，这种行走不需要交谈，也不需要目的地，却让人感到一种由衷的舒畅。以前在家乡时，总觉得被家里人的目光盯着，哪怕没人看守，也会自觉地守着那些隐形的门和界限。现在一个人在广州，这种心理上的紧绷感减弱甚至消失了。我开始试着走出那个看守自己的小圈子，去做一个更自由、更大胆的成年人。
图6 我的高中（拍摄于2023年8月28日）
在大学里，我结识了很多人，微信列表的人数从41涨到了303，可除了一两个比较亲密的同学和导师，大部分也只是泛泛之交。四四方方的宿舍把我和其他三个人圈在了一起，可我们几乎没有交流，都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忙自己的事，不过他们似乎也和我一样，没什么放不下的牵挂。独来独往固然自由，可孤独也总会不期而至，因此即便到了广州，相隔千里，我和Z之间的联系也没有中断。我们会经常互相发外卖平台的红包，讨论各自学校的哪一个食堂更便宜。Z省钱的理由通常很明确，他说想把钱留着以后出去走走，去看山、看海，去冰岛。而我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的，只是习惯性地去关注银行卡里的数字变化。有时候也说不太清楚为什么，但好像只要余额慢慢增加，就会觉得事情还在一个可控范围里。
除了省钱攒钱，我一直对经济独立有强烈而持续的期待，总觉得这和缺失的土地有种隐约的关系。2024年10月，我通过在学校勤工助学获得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不多，600元。收到工资的那天下午，我站在学校食堂与图书馆之间的坡上，反复看着银行卡变动记录，将这视为真正的第一桶金。当时也在思考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一直看着银行卡动账记录，却只是觉得应该一直看着，之后我把页面截图存进相册，做好标签，一直都没舍得删。这种感觉，就像老一辈人站在田埂上，看着自家地里长出庄稼，这些赚来的钱，仿佛是亲手种出的果实，它让我确信我这个没有老家可回、没有土地可守的人，也能在这个世界上站得稳，心里不慌。
以前总觉得，没有老家、没有土地，是人生里的一种缺失。可现在明白，正是这种“无地”的初始状态，让我读懂了如何成为我自己。我终究成了淮海平原上一个不种麦子的人，不用守着土地绑定的既定根脉，不用困在人情账本织就的网里，而是靠着在田埂边学会的分寸、在城市里练就的独立，还有自己学来的本事、攒下的底气，努力在这个没有老家可回的世界里，开垦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作者系中山大学本科生，作者与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指导教师：肖鹏，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