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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雷尔夫谈地方与无地方
2026-04-12 09:02
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多伦多大学名誉教授，享誉世界的人文地理学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流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地方与无地方》被公认为“二十世纪地理学最重要的书目之一”，该书与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恋地情结》等作品一样，是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窗口。2016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年会，专门设立了名为“《地方与无地方》四十周年”的系列专题研讨会。2026年是《地方与无地方》出版五十周年。今年初，该书的中译者之一刘苏对雷尔夫先生作了一次深入的学术访谈。此次对话立足于雷尔夫先生原创的“地方与无地方”理论及其半个世纪以来的思想演变，重点探讨了在后现代景观、数字技术重构空间等当代语境下，人类如何重寻本真的“地方感”。访谈还挖掘了雷尔夫先生与段义孚先生之间的交往，为我们勾勒当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人物画卷提供了新的洞见。
《地方与无地方》1976年初版本
《地方与无地方》， [加]爱德华·雷尔夫著，刘苏、相欣奕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2月出版，249页，68.00元
您常被学界誉为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与段义孚、安·布蒂默齐名。您觉得自己的思想和其他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如上述两位有什么不同之处？
雷尔夫：总的来说，我们都认同人文主义地理学应当关注人的体验，以及理解世界的微妙性与复杂性，但我们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段义孚博览群书，尤其是他借鉴了人文领域的很多成果，发展出对地理环境经验的原创性见解。安·布蒂默则更关注人们如何面对社会议题时的经验，采用的研究方法既能结合理论，还能与实践相联系，同时她也描述了这些经验的特征。相较于段义孚和我，她的研究更符合学术界的特征，更偏向社会科学，也更注重实践。我的研究取向主要侧重对人造景观的观察与解读，从中辨识出人们对世界有什么样的态度，包括人们为自己营造了怎样的景观与地方，传达出怎样的意义，而这些景观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书写的与口述的文本。
与1970年代相比，现在您的学术思想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雷尔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对现象学非常感兴趣，将其视为能替代实证主义的一种哲学基础。我利用现象学的方法去阐释当时常提到的一个地理学定义：“地理学是对地方的研究。”在我的研究中，现象学一直是一个隐含的主题。写完《地方与无地方》之后，我对“地方”的兴趣曾一度减弱，研究重心转向了“景观”，也就是地方的外在表现上。这在我后来写的《理性的景观与人文主义地理学》（Rational Landscapes and Humanistic Geography）和《现代城市景观》（Modern Urban Landscapes）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作品都在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人造景观会呈现出它们现有的模样？”前一本书探讨了人文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影响，后一本书则考察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技术、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城市景观的发展。
在写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我的研究取向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地理学转向了跨学科研究，广泛吸收了本学科以外的各种资源。这种转变部分是因为《地方与无地方》在地理学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也因为我在社会科学系长期从事教学，我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地理学家都有过深入的学术交流。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才开始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到“地方”，但也主要是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而且越来越关注当代的技术、社会与哲学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
您在《地方与无地方》中说，最初是受到埃里克·达代尔（Eric Dardel）《人与大地》（L’Homme et la Terre，1952）的启发而采用现象学的视角来研究地理学，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经历让您在当年觉得现象学那么有吸引力？
雷尔夫：我对现象学的兴趣早于阅读埃里克·达代尔的著作，尽管那本书确实极大地加深了我对现象学在地理学中重要意义的理解。我第一次接触到现象学是在一门叫做“地理学的历史与哲学”的课上，那门课最初是由约瑟夫·梅（Joseph May，一位研究康德地理观念的哲学家）和段义孚共同讲授的。段义孚大约在两三个月后就离开了，前往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我当时是以研究生身份选修这门课的。1968年，地理学界正掀起一股强劲的运动，力图将地理学建设成为一门量化的空间科学。推动这一运动的人（像大卫·哈维）就主张，科学的方法论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但是，我的兴趣在人文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上，这些领域在当时被批评为只是描述性的，缺乏解释力。这些研究方向似乎也找不到合适的哲学基础来支撑，所以很难将它们纳入到空间科学的范畴里。
当约瑟夫·梅教授（那时他已独自承担起全部的课程任务）讨论现象学时，他指出这是一条能够去质疑科学方法是否适用于人类主体的哲学路径，并提出了另一种探究人类经验的方式。我立刻意识到了它的潜力。我开始深入研究现象学哲学家的观点，探寻哪些内容与地理学相关。于是，我接触到了这样一种观点：应当从直接的日常经验，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型和数据出发去理解生活世界（life-world）。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篇关于现象学对地理学重要意义的研究论文。文章后来发表在《加拿大地理学家》（Canadian Geographer，1970年第十四卷第三期）上，题为“对现象学与地理学之间关系的一项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
对现象学的探究促使我开始思考“地理学是对地方的研究”这一定义，以及“地方的经验”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达代尔的那本书。它对澄清地理学现象学基础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这本小书在英语地理学界很少有人知道，据我所知，在法语地理学界也鲜为人知。《人与大地》主要探讨了地形、海洋、天气与其他环境要素的诗意本质，达代尔大量引用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还少量提及了法国区域地理学者的研究。这本书很引人入胜，因为它以一种富有想象力且深入细致的方式，探究了不同类型的环境所具有的诗意体验，并将这些体验视为开展地理学思考的基础。他的著作为我的“地方”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不过，对我而言，真正“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是那些受现象学影响的其他思想家的作品，比如卡尔·雅斯贝尔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以及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他们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中期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他们批判了当时的社会日益陷入一种冷漠化、客体化、抽象化地看待人的倾向。由此我意识到，现象学不仅具有替代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可能性，也为批评社会科学将人视为分析数据的做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埃里克·达代尔的《人与大地》
您在《地方与无地方》的“致谢”中提到了段义孚对您写这本书（之前是您的博士论文）的帮助。段义孚的书也是今天中国读者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窗口。能谈一谈您和段义孚之间的交往吗？这或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地方与无地方》的成书背景。
雷尔夫：1967年我进入多伦多大学攻读地理学博士学位，“地理学的历史与哲学”这门课改变了我的学术兴趣，也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当时，我打算写一篇关于自然灾害的博士论文（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洪水问题）。段义孚在教学中谈到了他刚刚完成的一本书《水文循环与上帝的智慧》（The Hydrological Cycle and the Wisdom of God）。单是这个书名，就暗示了一种超越当时我所预期的从事洪水与自然灾害研究的思考方式，那是一种原创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它也超越了当时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一切既定范式。段义孚的兴趣，与当时那种试图将地理学转变为以统计学和定量化为方法基础的空间科学的热潮毫无关系。相反，他向我展示了一种基于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的治学之道，它能够揭示出人与世界关联的丰富多样性。
段义孚应该也参与了这门课的大纲设计，在他离开后，这门课仍持续开设了约三个月。正是课程中涉及现象学的讨论促使我写出了一篇关于现象学与地理学关系的论文，就是刚才说的发表在《加拿大地理学家》上的那篇。我相信这是地理学界第一篇讨论现象学的文章，文中还提到了布蒂默与段义孚的一些观点。这篇论文促使我调整了研究方向，并于1973年完成了题为“地方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Place）的博士论文。由于多伦多大学地理系中几乎没有人熟悉现象学或“地方”这样的主题，所以我在撰写论文时没有正式的导师来指导。实际上，当时全世界也几乎没有地理学者会像我那样去思考地理问题。段义孚是少数的例外，也是我唯一见过面的这类学者，他的著作构成了我思想里的重要基础。尤其是他那篇短文《恋地情结，或与景观的突然相遇》（Topophilia, or Sudden Encounter with Landscape，《景观》1961年第11卷第1期），以及《地理学、现象学与人类本性的研究》（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加拿大地理学家》1971年第十五卷）。
提交论文参加答辩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确定它是会被视为无稽之谈，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段义孚的参与消除了我的疑虑。段义孚被任命为校外评审人。他虽然无法出席答辩，但提供了一份极富正面评价的书面评审意见。这是第一次有人明确肯定我写出了一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正是他给予的高度评价，才使这篇论文在经过大幅修改后，于1976年以“地方与无地方”为题出版成书。我想，我肯定与他有过关于如何修改的书面交流，但我现在既没有记录，也记不得具体的内容了。
随后的几年里，我在现象学、地方和人文主义地理学方面的写作，大致与段义孚的著述并行。不过他的著作总是具有一种我所缺乏的学术底蕴，以及对人与文化的乐观看法。1976年春天，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段义孚休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假期，我非常荣幸且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前往该大学代授他关于空间与地方的课程。我有幸使用了他的办公室，还有机会阅览他丰富的藏书，尽管他为我提供了教学大纲，但我们再次无缘见面，因为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停留的时间与他并不重合。
所以，除了多伦多那次短暂却具有转变意义的相遇，我主要是通过段义孚的著述来了解他。我一直觉得他的著作非常出色，充满了关于我们如何面对周遭世界多样性的独到见解。他拥有博采众长的学识，还总是倾向于展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我或许有所疏漏，但据我所知，他从不讨论模型或理论推测，也从不提出政策建议，很少专门论述方法论，不过我认为他的书和文章都蕴含着一种隐性的现象学视角，为地方、空间、环境和景观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描述性阐释。同时，他也始终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人类自身并非始终保持一致，所以对这些方面的体验总是存在着模糊性。
段义孚
我猜想，在段义孚的许多著述中，他其实都在试图调和内心的一种张力：一方面，他对社群和地方怀有深切的眷恋；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四海为家的世界性学者。他曾指出，扎根于一个地方能提供维持心智健全所必需的日常规律和习惯，而我们之所以需要一种“地方感”，正是因为它赋予了我们独特的、去欣赏周遭世界的能力。然而，这些东西也可能成为一种束缚。他在《宇宙与炉台》（Cosmos and Hearth）中还写道：“植物有根，人则有足与心”，以及“基于邻近和亲缘的联结是我们的天性，相比之下，对未必会做出回报的陌生人施以善意，以及在非个人化的交往中保持文明，这才是文明的印记”。这是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能遵循的原则啊。
总之，我们之间的接触与交流短暂而不频繁。尽管如此，他的著作以及这些简短的互动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段义孚的学生。
您在《地方与无地方》出版后的很多文献中都体现出您对“无地方”持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能谈谈这种态度变化的原因吗？
雷尔夫：在对《地方与无地方》最初的批评中，有人指出过“无地方”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就像在古代的帝国，几乎同一的建筑风格和城镇规划常常遍布统治的疆域。这促使我反思地方之间的“相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以及所有地点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在其他方面又彼此不同的事实。最显而易见的“无地方”在建筑、道路、植被和活动安排上也总会有一些独特之处；而最具特色的地方，也往往包含着许多与其他地方大致相似的元素——如住宅、市场、道路与街道、教堂或寺庙。
这些思考让我开始质疑那种把“地方”与“无地方”对立起来的做法，也就是认为某个特定的地点要么是“地方”，要么是“无地方”。所以，我逐渐将它们理解为两种对立的“力量”，在世界各地不断相互作用。某些情况下，“地方”占据主导，另一些情况下，“无地方”更为明显。
我认为，这是对两者关系一种更加灵活的理解，但也更加复杂。例如，要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便生活在表面上看起来“无地方”的场所里，人们依然可以通过细微的“地方营造”创造出对他们自己而言意义深远的地方。顺便提一下，我相当确定，这种对“无地方”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部分源自段义孚1996年的著作《宇宙与炉台》。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个体要么倾向于“扎根”，要么倾向于“世界主义”。虽然这两种要素在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中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它们永远无法达到完美的平衡。归根结底，我们总是会偏向于其中的一方。
请问您认为是否存在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无地方”，如果有，它和现代主义的“无地方”有怎样的差异和相同之处？
雷尔夫：其实“无地方”最明显的表现是和现代主义规划、建筑相关联的一些形式。我在撰写《地方与无地方》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但二十年后，当我写作《现代城市景观》（1987）时，我开始明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多少开创出了现代主义的那些建筑设计大师都明确地将这种风格视为一种国际风，认为它适合于所有的气候和文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建与城市扩张中，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这种风格被普遍认为是唯一适合于搞建设的高效方式。1970年代“遗产保护”理念开始出现，此前很少有人对这种建设方式带来的“地方破坏”提出过抗议，这可以算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不关注地方特性的冷漠态度的最早抗议了。
与“地方”有关的后现代主义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体现在建筑和设计中，在原本是现代主义的设计上添加一些装饰性的元素。例如，可能采用一些奇特的形状，或模仿世界其他地区的风格，使购物中心看起来像意大利的山间村落等等；一些跨国连锁店也为了体现当地的传统而对外观加以改造，却仍保留了企业的标识与符号。其基本理念是让事物看起来更加多样化，不那么千篇一律。与此同时，一些希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城市也开始运用“地方品牌化”（place branding）来强化自身的形象，以此吸引投资与游客。换言之，也就是将“地方”用作一种调和“无地方”的手段。
另一种不同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学术界通常所指的那种，是对普遍模型和理论的背离，因为这些理论和模型无法有效应对性别、种族、社会运动以及区域身份等问题。
所以，这些其实都意味着，“无地方”不能再被理解为某种全球统一的均质状态了。尽管某些现代主义的、缺乏差异的无地方建筑形式，像高层公寓和新兴工业园仍在继续建造，同时，有些人依旧不会质疑普适的空间与社会模型的合理性。但这些声音和今天多样化的后现代“无地方”设计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况且，还有很多论述指出，这些统一的模式并不适合于任何一种性别、阶层或地区，换言之，一个模式不再适合所有的地方和所有人了。五十年前看似简单明了的事物，如今已变得支离破碎。
在学术语境中，这反映出理性—科学哲学已然瓦解，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些哲学体系本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非对现实的全部揭示。但在更广的社会层面上，这种趋势也变得愈发显著，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剧了。电子传播工具本质上就是“无地方”的，无处不在，使得每天数十亿计的使用者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多么离奇），并促成了各种群体（无论多么极端）之间的联系。借助这种本质上是无地方却又遍布四处的电子通讯方式，“无地方”反而变得更加多元，并以微妙的方式渗透到所有地方之中。如今，每一座城市都像是其他所有城市的郊区：拥有相似的建筑类型（即使设计成貌似多样化的模样）、相似的支付方式，充斥着使用手机的人们——这些手机可能在美国设计、在中国组装，又拿来与身处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通信。
在《理性的景观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您提出了“环境谦逊”（environmental humility）或“地理谦逊”（geographical humility）的概念。是什么让您从之前具有批判意味的“无地方”概念，转向更具有建构意义的“环境谦逊”概念的呢？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雷尔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写这本书的起因是我当时要撰写一篇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文章——这个词只在当时被少数地理学者用了那么几年——而我决定，恰当的方式是先去探讨“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概念。现在想来这样做可能并不合适。
《理性的景观与人文主义地理学》
我最初想到的是，现代人文主义的形式起源于十八世纪，当时强调人类的理性和基于论据的科学观，并为主宰西方思想的神学世界观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但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这些观念逐渐演变为思维与行动的方式，如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它们开始排斥其他形式的人类知识，推崇普遍主义的各种理论，并为操控环境的技术提供了理性化的正当依据。换言之，人文主义已经成为现代主义的“无地方”现象的深层原因了。当然，人文主义也会鼓励情感、经验和责任，不过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会强调这些方面。我的论点是，任何对这些方面的思考都必须正视人文主义里那些负面的理性主义特征，它们的哲学根源其实是一样的。《理性的景观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正是要深入考察人文主义中的理性主义要素。
我不确定自己当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现在能清楚地看到，《理性的景观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地方与无地方》是彼此呼应的。“理性景观”对应着“无地方”，“环境谦逊”对应着“地方感”与“本真”的地方营造。不过我也提出了更具包容性的观点，即现代的理性景观也带来了便利与舒适，而“环境谦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很难真正实现。当时，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多被呈现为一种替代“空间社会科学”的地理学路径，它强调人的价值与意义，但却缺乏实质性的研究与写作支撑，并且未能充分考虑人文主义内部的种种矛盾与困惑。那时候，我发现“人文主义”这一概念存在着太多混乱与悖论，所以无法将自己也视为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者。
然而，就在我重新翻阅了《理性的景观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时，我看到了自己对段义孚观点的总结，他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应反映出人文学科的方法与思想，容忍模糊性与悖论性，并致力于对景观、地方及环境经验的欣赏。在我看来，这在很多方面恰恰描述了我在那本书中试图做的事情——理解现代景观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它们既带来了便利，又令人沮丧；同时借助诗歌、视觉艺术与哲学来丰富理解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的景观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确实是一名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作品。回首看来，我想我的很多写作或许都可以被视为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贡献，尽管在过去三十年间，我并未充分关注或参与到地理学学术潮流的变动之中。
您提出，“环境谦逊”本质上是要倡导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态度，即让事物以它们本有的方式存留，同时这也很类似于道家的“无为”，将人视为环境的管家而非主宰。这样的态度如何能具体地实践呢？您认为西方社会在做规划时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环境谦逊”的态度？
雷尔夫：在海德格尔的哲学里，“地方”是“让事物存在”（letting things be）的体现。我对道家思想了解不多，但它似乎与“非强制性行动”有相似之处，也就是顺应环境与生态自有的过程。这种理念也与北美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信仰有共通之处，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许多园丁和有机农人的实践中——他们顺应植物的生长规律，而不是依靠化肥或机械强制干预。这不是一种可以通过规章制度或行政命令推行的态度。我认为，它必须通过经验习得，通过培养与当地环境和谐呼应的态度，以开放的心态，将地理与生态的意识带入到具体情境的细节之中。
西方的规划实践是否实现了“环境谦逊”？也许有个别的案例，但总体而言，我感到，或许是出于提供充足住房、高效交通和能容纳大量人群的公园等实际需要的压力，规划往往将环境视为必须操控的机器。相比于那些不顾长期后果、一味控制环境的技术工程而言，具有可持续性的管理确实朝着“环境谦逊”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从海德格尔的视角来看，这其实也只是采用了更加精细的技术与控制手段而已。我也注意到，一些规划师和环境管理者对自己所要负责的地方充满了热情与关爱，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具备“环境谦逊”态度的，然而在实施具体的规划时，官僚体系还是占据了主导。
现代社会和景观的技术官僚特征，主要是城市性的。其规模过于庞大、根基过于深厚，而且也为人们提供了太多便利，因此很难迅速出现像“环境谦逊”或“无为”所暗示的那种根本性的改变。而技术官僚的主导性似乎也正酝酿着巨大的问题，像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这些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增加或改进技术手段来解决了。这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更加温和的生活方式。“环境谦逊”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方向或理想，是环境与规划实践可以努力趋近，但或许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目标。
在《理性的景观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您还探讨了克里斯多夫·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亚历山大总结出的两百多种“模式语言”（pattern languages）是否会遭遇规划师机械化的运用，并潜在地导致“无地方”呢？就像凯文·林奇的五元素所遭遇的那样。
雷尔夫：亚历山大运用“模式语言”进行设计的理念，其核心思想是：设计如同语言和写作一样，有其自身的语法规则——就像我们用标准方式将名词和动词组合成句子，但也会借着不同的组合，始终回应在特定情境下使用建筑或空间的人的具体需求。我将他的“模式”理解为对设计者在考虑相关要素时的提示（我的一位前同事就曾用这些模式建造出了自己的房子）。要理解这些模式，关键在于结合亚历山大在其著作《建筑的永恒之道》（A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里的思想，这本书既是他阐释“模式语言”的导论，也是其哲学基础。
克里斯多夫·亚历山大
在《建筑的永恒之道》里，他揭示出这种“无时间性、无名称”的建造方式，在许多传统的、前现代的地方中都有所体现。这些地方能回应其环境，以有意义且敏感的方式满足了使用者的需求，同时也以多种方式提供了庇护、烹饪与睡眠的空间，以及街道、聚会场所等基本的地方。亚历山大的设计方法，旨在通过重新发现那些被标准化的、现代主义建筑与规划排挤了的设计方式，来挑战那些标准化的东西。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尝试和努力，旨在恢复那些被“无地方”淹没了的地方营造方式。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亚历山大将这些模式以清单的形式呈现出来，也造就了一本可以在几乎不关注其哲学背景的情况下被使用的“手册”。几乎任何思想与实践，无论多么开放与灵活，都有可能被那些偏好条条框框的人给系统化，因此几乎无法防止这种机械化运用的发生。不过，我认为“模式语言”不太可能像林奇的理论那样被广泛普及，因为它们要复杂得多。尽管已有几位建筑师运用了这些模式，但他们的工作更应被视为一种示范，其设计方式蕴含着对地方的敏锐感知。所以我认为，基于亚历山大的设计理念而导致某种“无地方”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小的。
在论文《虚拟现实里的地方精神与地方感》（Spirit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ce in Virtual Realities）里，您提到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关于“电子媒介会改变人的感知”这一思想。事实上，今天AI的发展正是例证。随着AI的发展，您觉得未来的地方感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有利于本真地方的营造？
雷尔夫：首先，我要指出的是，麦克卢汉关于电子媒介的论点在于：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它不同于已经主导了数个世纪乃至数千年的文字传播，尤其是印刷的传播。文字的出现意味着可以保存、记录和表达逻辑性的思想，并让那些擅长读写的人能够对不擅长此道的人行使权力。在西方，十五世纪印刷术的发展削弱了教会的权威，使任何识文断字者都能轻易获得书面文本，由此也改变了教育的本质。实际上，麦克卢汉认为，印刷媒介是现代文明、科学发展、法律制度、经济实践、记录保存、理性观念以及系统思维的基础。它是一种缓慢而系统性的媒介，写作和阅读都需要花时间，书籍被分为各个章节，文件被归入各个类别。
但与此相对的，麦克卢汉却认为电子传媒主要是一种口头的媒介，其信息可以即时传遍全球。他提出的“地球村”概念不仅指电子媒介使世界变小了，也指交流变成了“面对面”的沟通，就像村里的流言蜚语，更强调情感与情绪，而非理性化的表达。他虽未明确讨论“地方”这一概念，但他提出了“每座城市现在都是其他所有城市的郊区”这一观点，暗示出电子媒介已经强化了“无地方”。他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下这些观点的，那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还未出现，电子设备也未在全球惊人地普及。但如今，却有超过五十亿人经常使用互联网，其中大多数还常使用各种社交媒体。全球手机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人口总数。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麦克卢汉认为，正如印刷术曾引发社会关系、政治形态以及知识类型的根本变化那样，电子媒介或许也正在引发另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尚且还不清晰，但似乎它正以数十年而非数百年为单位逐步推进着。
马歇尔·麦克卢汉
对“地方感”而言，这意味着：每个地方其实现在都与其他所有地方相连，思想与实践可以瞬间共享，而使用移动设备的人则持续地被周遭的环境分散着注意力。的确，互联网本质上是“无地方”的——它没有位置，没有来源，当你与某人交流时，他们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它不具备“地方感”。
我认为，AI极有可能加剧这一现象，因为它能制造大量虚假的信息和图像。目前我们就AI对“地方”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及其规模和后果，还只能推测。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从AI制作的图像来推测，支撑AI运行的数据中心，正是“无地方的视觉”的完美范例。比较可能出现的情况是，AI将用人工生成的知识替代直接的经验，并进一步强化目前由手机造成的与“地方”的日常疏离状态。也就是说，人们将更加关注线上交流，而不是自己身处的现实地方。所以我无法想象AI会如何导向“本真”的地方；相反，我预计它会带来更多的“无地方”，因为目前AI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它能汇总大量数据，生成一种“平均化”的叙事。例如，它可以提炼出亚历山大“模式语言”的简明版本，或总结出城镇景观的最佳特质，用作地方营造的依据。
我对AI的一个初步反应——尚未深入思考——是：它可能反而提升了现象学的价值，使之成为不依赖计算机来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虽然这可能并不明确，但我目前的印象是，AI主要是对现有的知识进行汇总，并与电子数据采集（例如温度数据或卫星图像）结合起来，而无法对世界以其“杂然共处”的全貌进行直接观察。换言之，它可以分析数据，但不能欣赏景观、街区和社区，也无法真正理解“地方”。现象学最初是对“唯有通过科学才能正确理解世界”这一信念的哲学回应，并提供了另一种认知的路径，所以我相信它在今天也能挑战“唯有通过AI才能认识世界”这一观点。胡塞尔那句朴素的呼吁“回到事物本身”在今天具有了全新的意义，换句话说，这句话再次成为我们自主地去思考自己在遭遇某物、某地时所见、所闻、所感的哲学基础。同时，它也可能成为检验AI提供给我的内容是否与我的亲身经验相符——判断AI是否在“撒谎”——的一种宝贵方式。
2009年您提出“实用的地方感”（a pragmatic sense of place）这一概念，提倡要将全球性与本土性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从表面上看，这与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提出的“进步的地方感”（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概念在内涵上有些相似。您如何看待她的思想？我个人觉得她的思想还蛮激进的，您觉得她的思想和您的之间有什么差异？
雷尔夫：多琳·马西关于“地方”的思想令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一些与我自己的观点相似的地方，但也看到了一些根本性的差异。先谈谈差异吧。她对“地方”的理解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的。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抽象的地理观，把地理视为一种流动的空间系统。她认为，这种系统观始于全球层面，然后向下延伸至国家、城镇、家庭和工作场所。从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出发，她批评了传统的地方观，把地方视为封闭的、内向的、怀旧的、逃避进步的场所。我并不清楚她是从哪里得出这些观点的，她也从未给出具体的来源。而我自己也从来没有以她这种方式去理解“地方”。此外，她将地方解读为全球贸易和思想网络中的“节点”，但在我看来，这些“节点”与其说是“地方”，不如说是“无地方”的体现，例如，世界城市中跨国公司鳞次栉比的大厦。事实上，由于她是从抽象的空间角度切入的，所以我认为她所写的很多东西都可以理解成是在描述那些侵蚀和稀释地方独特性的过程。她的“进步的地方感”强调这些节点的开放性，以及它们始终处于变动、不稳定和被争夺的状态，而这种开放性是从全球尺度出发的。例如，她写道：“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一种对地方的全球性理解。”
而我的观点部分是基于杰夫·马尔帕斯（Jeff Malpas）和爱德华·凯西（Edward Casey）的论述，所以正好与她的相反。我认为，人类的世界经验不可避免地植根于“地方”，而所谓全球地方网络，也必须由在某个具体地方里的人来构想。换句话说，“地方”是第一位的，而且它绝对不是封闭的。相反，地方既向世界敞开，又是通向世界的出口。我们只能从一个具体的“地方”向外眺望世界，而这个“地方”也必然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信息、天气、商品、访客等等保持开放。我认为，这种基于地方的“世界观”具有一种共同的地理结构，并随着尺度的扩大而展开：从我们的居所（家）出发，到邻里（主要通过直接经验了解），再到城市或地区（部分通过直接经验，部分通过间接知识），最后到国家（主要通过教育和二手知识了解）。
而我认为我和她有共识的地方在于：我们都认为“地方”是难以捉摸的，特定的地方具有马西所说的“杂然共处”（throwntogetherness）的特质——即物理特征、植物、人群、建筑、交通、物品、事件等以或多或少的独特性混合在一起，始终处于变化之中，需要不断协商，并置而居，让工作或访问那儿的人感受到意义。除了像海岸线这样的自然边界，以及某些政治边界以外，地方并没有清晰的边界。对我而言，这意味着“地方感”从“家”开始，然后向外延伸。但在马西来看来，地方却是地质、社会、政治和经济运作“轨迹”的最终产物。
“实用的地方感”首先是要承认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相似性（二者都主张摆脱抽象的方法与抽象的理论），并看到它们在后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这个时代，普遍主义的哲学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了。同时，它还密切关注地方何以具有独特性（例如，这对适应气候变化非常重要，因为气候变化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后果）。“实用的地方感”代表了我自己关于“地方”的思考所发生的一种变化，为承认一般的外部过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留出了更多空间。我认为，马西的思想也大约在同一时期发生了变化，她越来越强调“杂然共处”和地方的独特性了，这种独特性充满着“即兴发挥”（参见她的著作《保卫空间》[For Space]）。
在今天，倘若我们还想培育一种地方感的话，是不是需要某种承认历史与地域特征的保守主义？过分强调进步主义的全球观反而会适得其反？
雷尔夫：是的，如果你所说的“保守”是指谨慎而深思熟虑地行事，承认历史与背景，并意识到当下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对环境产生持续数百年的后果，那么我同意这种说法。“地方感”是我们所具备的，并且可以培养的一种能力，用以理解和欣赏一个地方的特质，并影响其中的各种过程。地方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人口增长、新技术的开发、天气与环境的变迁，这些都在塑造地方的面貌。这些变化是无法阻止的，或许只有在世界遗产地和古迹保护项目中才可能暂时减缓。但如果变化发生得太快，其结果往往是地方的毁灭与“无地方”。所以，人们的“地方感”应当对此保持警惕。
源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在颂扬进步、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不断的创新。它给各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像寿命延长、舒适度与便利性的提高、能够到处旅行、体验丰富多彩的地方。但同时，它也导致了“无地方”和环境的破坏、物种多样性的急剧下降、全球气候变化、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出现，以及如今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潜在威胁。更多地关注“地方”，培养“地方感”，能让我们放慢节奏，并可能修复已经造成的部分损害。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过度强调“地方”及其所谓的独特性，也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因为这可能导致社区不接受任何改变，并排斥外来者。这种情况在地方层面上会表现为“邻避主义”（NIMBYism）以及对新开发项目的反对；在更大尺度上，则可能体现为某些政治运动——像网络极端分子鼓吹的关于“谁属于某个地方”的虚构理想，这种态度甚至可能导致种族清洗。换句话说，“地方感”中的保守主义必须是理性和开放的，它既要尊重过去，也要接受一定程度的变化。
您在一些作品里还多次引用了杰夫·马尔帕斯和爱德华·凯西的观点。他们的思想常被称为“地方哲学”（place philosophy）。您觉得他们的哲学视角和您的有什么区别和共同点吗？您认为他们的思想是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延续，还是说，是另一种不同的思想？
雷尔夫：我与他们二人，尤其是与杰夫·马尔帕斯的联系，比和段义孚的联系更密切，我常常参与他们组织的会议，以及合作出版相关著作。
不妨谈一些历史背景，或许会有所帮助。大约在1970年，我开始着手研究“地方”这个概念时，几乎没有学术出版物，也很少有其他方面的作品讨论“地方”。那时，我所在大学的图书馆，或者，我猜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没有为“地方”设立分类条目。一些地理学者将他们的学科定义为“对地方的研究”，但他们通常认为“地方”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无需进一步解释或探讨。在1970年代，我的《地方与无地方》、段义孚的《恋地情结》和大卫·坎特（David Canter）的《地方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lace）是首批（至少就我所了解的英语和欧洲其他语言而言）深入探讨“地方”的著作。这些书使“地方”成为一个学术关注的主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相关出版物的数量开始缓慢而稳定地增长起来。
大卫·坎特的《地方心理学》
到1990年代，相关出版物的数量出现了飞跃，因为人们发现“地方”不仅是地理学和心理学的重要议题，也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环境科学、规划与城市设计、艺术等多个学科的核心主题。而凯西和马尔帕斯的著作，则为“地方”在哲学中的根本意义提供了有力论证。
凯西对“地方”在哲学史中的角色的讨论表明，“地方”一直是西方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他关于十七世纪随科学与人文主义哲学的兴起，“地方”如何被“空间”概念所取代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地理学中“空间科学”与“地方研究”之间的张力至关重要。他关于“身体”作为“地方经验”基础的研究，为地方思想增添了新的维度，对此我深表赞赏，但我却从未将这条思路纳入自己的写作中。而杰夫·马尔帕斯在现象学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思想基础上对“地方经验”的阐述，极大地加强了我早年在《地方与无地方》中基于零散哲学和文学材料所提出的观点。他的思想与我的研究在诸多方面存在重叠，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地方”之开放性的理解。
在此前的十年中，我的学术兴趣已从“地方”转向对城市景观的研究，而凯西和马尔帕斯的作品，使我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地方”本身。
因此可以说，“地方哲学”的发展在实质上是独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只不过“地方”在人类经验中的重要意义最初是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被认识的。地方哲学通过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提供思想基础，并深入探讨地方经验与意义的细微差别，拓展了人文主义地理学。我认为，如今若不考虑地方哲学，尤其是凯西和马尔帕斯的思想，就不可能对“地方”进行思考或写作。我还想指出，他们的研究体现出哲学领域里的“后现代转向”，对几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路径提出了质疑——而这些路径曾导致地理学将自身界定为一门“空间科学”。
如今人文地理学已几乎彻底转向了后现代主义，强调解构、话语、权力与流动，换言之，强调对事物本质的消解。而您一直重视的“本真的地方”，始终强调地方的本质。这样一个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是否反而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迷茫，重新回归对地方与人性本质的探寻？
雷尔夫：人文地理学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是一场更大范围的认识论与哲学转向的一部分，而现象学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以及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表明，科学研究给出的现实描述看似坚实，实则片面而贫乏，它们的描述远未触及人们的真实体验。海德格尔和其他哲学家从这一洞见出发，进一步揭示出了“存在”的微妙性与复杂性，并在其后期作品中阐明：这种复杂性是如何被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相关技术所压制的。这些思想随后影响了福柯、罗蒂等哲学家的论点。他们认为，尽管科学路径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并不能给出某种固定不变的根本现实。换句话说，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存在一种凌驾一切的标准来判断哪一种更正确。我还要补充一点：这种后现代转向，已经被电子传媒与社交媒体进一步强化甚至推向了极端。在网络世界里，任何人都可以发声并成为“意见领袖”，情感、感受和观点往往压倒理性与证据。
我如今不再使用“本真的地方”（authentic place）这个说法了，一方面是因为在英语中，“authentic”一词已被广泛用于指任何符合个人喜好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因为“地方的本质”本身就极难厘清。它类似于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在建筑中提到的“无以名状的质量”（the nameless quality）——那种一切都恰到好处、与环境浑然天成的特质，可被感知却难以定义。这种特质也与段义孚在1961年初次谈及“恋地情结”时的含义相近——那是与景观的一次猝然相遇，一个让你驻足沉思的地方，在那里，万物看似恰如其分，同时又深刻地揭示了存在的整体性。我们无法对这种体验做出普遍归纳——触发它的地方可以是简陋的或功能性的，位于城市或荒野，经过设计或随意拼凑。这种体验也因人而异：对一个人具有深刻“地方本质”的地方，在他人眼中可能是平淡无奇。你只能努力保持开放，去迎接这种“恋地情结”的可能性，抵抗惯常的观看与思维的定势，尝试用我曾称之为“眼睛的灵魂”（the soul of the eye，见1979年《景观》期刊）的方式去观看。
因此，对于你问及“地方的本质”是否能在人们“感到迷失”时引导他们重新发现“地方”与“人性”的本质，我的答案是：这或许对某些人是一种可能，但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此外，“无地方”规模之大、现代生活中无数与“地方”无关的干扰与诱惑，以及AI制造的虚假信息与伪造内容，都使人们越来越难以觉察地方的本质。
在回答你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对人文主义地理学而言，更重要的是采取一种更务实的路径——强调“地方感”，而非执着于“地方的本质”。有大量迹象表明，地方以及与地方的联系，构成了大多数人理解世界的基础。这在不同文化中都有不同形式的体现：人们追溯自己的根，回忆成长之地，缅怀祖先；不幸的是，全球每年因冲突或环境灾难被迫迁徙者达数千万人，他们正承受着与地方割裂的情感苦痛。
“地方感”是一种关注和欣赏地方独特品质的能力，它能辨识这些品质如何体现出稳定性、连续性、意义的深度，以及对环境与文化的责任意识。这种能力人人皆有，因为它是认识和立足于自己生活与工作之地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它通常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融入日常经验的，但它可以被强化，例如通过学习仔细观察地方，辨识地方的优劣。从学术角度看，它与现象学方法有相似之处，后者旨在揭示人对世界的体验。因此，将“地方感”的阐释与培育，置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位置，是恰当且务实的——这包括要去关注艺术家与诗人如何传达出了地方的本质，并鼓励那种承认人类存在之模糊性与矛盾性的批判思维。如果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有这种认识，将会对我助益良多；但我对“地方”的思考与写作已经超过五十年了，现在是时候退后一步，专注于我自己的生活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