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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永玲｜失去“神圣例外”：当奥斯维辛的记忆遭遇加沙的图像
2026-04-14 12:20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美国人对以色列及其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看法正变得越来越负面。
与此相伴，欧洲舆论也在同步转冷。YouGov在2025年六月对英国、德国、法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的调查显示，这六国对以色列的净好感均跌至或接近追踪以来最低点，各国仅百分之十三到二十一对以色列持正面印象，而百分之六十三到七十持负面印象。德国本土更出现了对官方立场的明显反压。GIGA在2025年八月调查指出，德国社会多数人希望政府对加沙与以色列的政策明确以国际法和普遍人权为基础；对“以色列安全是德国国家理由”这一表述“毫无保留赞同”的受访者仅百分之十。这说明，欧洲特别是德国，也在经历从历史负罪政治向现实人权政治的张力转移。就此而言，所谓欧美左右两翼青年越来越反以色列，并不是一时情绪波动，而是美国政治文化乃至整个战后西方道德-政治结构出现松动的信号。
这一变化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年轻人是否不再喜欢以色列”这样表层的问题，而在于：二战后西方秩序赖以成立的道德语法，正在失去代际自动继承性。战后西方政治秩序，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自我理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纳粹罪行的反思、对大屠杀的记忆、对反犹主义的拒绝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永不再来”伦理承诺之上。直到今天，欧盟层面仍持续将大屠杀纪念、反犹主义治理与欧洲价值建构联系在一起；德国政治语汇中“以色列安全是德国国家理由之一”的说法，也长期被视为战后道德自我理解的延伸。换言之，战后西方并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秩序，它还是一个记忆秩序。这个秩序最核心的前提，毋宁说是：奥斯维辛并未随着战争结束而被简单封存为一段历史事实，而是长期作为现代文明自我反省的一道阴影，持续参与战后西方的道德想象与政治判断。
如果借哈贝马斯的语言来说，战后西方秩序从来不只是制度安排，更是一种通过公共讨论、自我反思与历史记忆不断再生产的“规范性整合”。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后民族格局》和《包容他者》等著作中，哈贝马斯试图把民主合法性建立在交往理性、宪法爱国主义和后民族公民身份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血缘民族主义之上。德国战后政治文化之所以长期把大屠杀记忆视为其道德核心，正是因为这种秩序要求共同体不断承认自身历史中的断裂与罪责。换言之，战后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维持其道德优越感，并不单靠选举与法治，也依赖一种“记忆纪律”：奥斯维辛不能被正常化，犹太人的绝对受难不能被相对化。这里的“记忆”并不只是纪念仪式，而是一种约束现实政治判断的规范力量。
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哈贝马斯著《包容他者》
但今天的问题在于，这套“记忆纪律”正在被一种新的“图像纪律”所取代。对老一代西方人而言，最强的道德直觉来自大屠杀记忆；对年轻一代而言，最强的道德触发器越来越多来自加沙的即时图像、平台传播和日常可见性。于是，政治判断的重心开始从“谁曾经是历史上的绝对受害者”，转向“谁正在当下承受国家暴力”。这并不意味着大屠杀记忆失效了，而是意味着它不再足以单独决定现实政治中的正当性分配。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理性，在这里遭遇了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当公共领域不再由深思熟虑的论证主导，而被实时影像、情绪聚集与平台节奏不断重写时，战后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那种缓慢的、反思性的记忆政治，也就随之松动。
因此，“青年反以”的第一个深层含义，是以色列正在失去其在西方公共领域中的“神圣例外地位”。在很长时间里，批评以色列在美国主流政治中是一件高度敏感的事，因为它很容易被看作对犹太苦难记忆的冒犯，甚至被怀疑滑向反犹主义。但今天情况正在变化。皮尤2025年10月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以色列政府”的评价明显比对“以色列人民”的评价更负面；而IHRA工作定义与欧盟委员会相关页面都明确写道，对以色列作出与对其他国家相似的批评，不能因此自动被视为反犹主义。也就是说，公共讨论正在艰难但真实地把几个对象区分开来：犹太人、以色列人民、以色列国家及其政府。这个区分一旦成立，以色列便不再天然处于“不能触碰”的位置，而开始像其他国家一样，进入行为合法性的审判场域。
但这里也恰恰出现了第二个更复杂的含义：“反以色列”并不自动等于普遍主义的伦理进步。因为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第一种方向，是把以色列视为一个普通现代国家，对其军事行动、占领政策、封锁行为和政府路线进行批判，同时坚持把国家行为与犹太人整体区分开来。这是一种政治批评。第二种方向，则是把“以色列”“犹太人”“犹太资本”和“犹太势力”重新混合成一个整体敌人形象，把现实中的国家冲突重新编码为本质化、阴谋论式的集体归罪。这便不是政治批评，而是反犹主义的旧模式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借壳重生。IHRA定义之所以反复强调这条界线，正是因为现实中二者常会彼此渗透。战后秩序今天面对的，恰恰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用道德口号解决的问题，而是关于概念边界的争夺。
阿伦特也许更早就看到了这种裂缝的源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提出“人权的困境”并不在于人们是否抽象地承认人有权利，而在于一旦人被逐出政治共同体，他便会失去“拥有权利的权利”。她对民族国家的根本警惕，正是在这里：一旦国家把“人民”“主权”和“历史命运”捆绑为一个整体，个体生命就会被共同体叙事吞没。而在《锡安主义再思考》以及后来收入《犹太文集》的文字中，阿伦特对犹太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逻辑始终抱有深刻疑虑，她并不否认犹太人的历史苦难；她质疑的是，苦难记忆是否必然导向国家主权的最大化，以及国家主权是否会反过来压倒最初那种保护无权者的伦理初心。今天回看这一点，就会发现，美国青年对以色列特殊地位的怀疑，并不只是对某一届政府政策的反感，更是对“苦难是否自动赋予主权以永久豁免权”这一问题的重新提出。
阿伦特著《犹太文集》
如果说阿伦特揭示的是民族国家逻辑的危险，那么巴特勒则把问题推进到“何种生命会被看作值得哀悼”。在《脆弱不安的生命》《战争的框架》和《分道扬镳：犹太性与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中，巴特勒反复追问：现代战争并不只是摧毁生命，更通过媒体、国家话语和安全叙事来区分哪些死亡会被看见，哪些死亡会被抽空、去人格化、去哀悼化。她关于“可哀悼性”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以色列的态度转变，很大程度上不是先从抽象理论开始，而是从对巴勒斯坦生命终于被大规模感知为“可哀悼”的那一刻开始。当加沙儿童、母亲、饥饿者和废墟中的平民，不再只是地缘政治的背景，而成为道德感受力的中心时，战后西方围绕犹太苦难形成的记忆核心，就被迫面对一个新的普遍化要求：如果大屠杀记忆的伦理意义，在于反对某些生命被排除出人的共同体、被剥夺其应有的可见性与哀悼权，那么这一要求是否也必须同样适用于巴勒斯坦人？
巴特勒著《脆弱不安的生命》
阿甘本提供的是另一条更冷峻的解释路径。在《神圣人》和《例外状态》中，他追问现代主权最深的机制：主权者并不总是通过制定正常秩序来统治，恰恰相反，它通过宣布例外、悬置法律、制造“裸命”来确认自身。阿甘本的理论未必足以解释以巴冲突的全部历史复杂性，但它能帮助理解一个关键现象：当“安全”成为最高政治词汇时，法律边界、平民保护与正常政治会反复被压缩到例外状态之下。也正因此，今天青年反以情绪中最强烈的一部分，并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敌意，而是对一种长期例外化治理的道德反冲。换句话说，以色列之所以在青年视野中失去其“神圣例外地位”，部分正因为它越来越被感知为一个不断诉诸“安全例外”的国家。
阿甘本著《神圣人》
阿萨德则提醒我们，不应把这一切仅仅理解为“理性人权主义终于纠正了历史偏差”。在《世俗的形成》和《论自杀式袭击》中，他对现代世俗政治、文明话语与暴力分类方式的批判非常尖锐：现代西方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暴力，而是持续区分“合法的国家暴力”与“非法的他者暴力”，并借助这种区分维持自己的道德优位。沿着阿萨德的思路看，美国青年态度的变化，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种分类机制的拒绝：他们不再愿意仅仅因为一个暴力主体属于“西方盟友”或“受害历史的继承者”，就自动承认其暴力的正当性。这不是西方道德的终结，而是西方道德体系内部的反噬：它曾以普遍主义自我标榜，如今却被青年要求真正兑现其普遍主义。
阿萨德著《论自杀式袭击》
正因如此，美国青年左右两翼都在疏离以色列，并不意味着他们共享同一种价值立场。左翼青年更多是在反殖民、种族正义、人权普遍主义与全球受压迫者连带的框架中批评以色列；右翼青年则往往并不接受这些语言，他们更可能从“美国优先”、反海外干预、反建制联盟、反永久战争和拒绝为他国持续输血的角度，对以色列特殊地位产生怀疑。也就是说，左右两翼青年虽在“对以色列更批评”这一点上相遇，但前者是从普遍主义出发，后者则常常是从新的国家利己主义或孤立主义出发。两者的规范内容并不相同，却在政治结果上形成合流：以色列不再是美国青年共同尊崇的道德例外。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变化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某一党派、某一媒体或某一校园运动的短期产物，它更像是代际政治感受力本身的一次改写。
如果再往深处看，这种变化其实是战后西方合法性机制的一次位移。过去，西方的道德正当性很大程度上依赖“记忆”：记住法西斯，记住灭绝，记住欧洲文明如何在自身内部生成最极端的野蛮。因而，保护犹太生命与维护以色列安全，便成为一种带有赎罪性质的政治义务。现在，这一机制开始转向依赖“可见性”：谁的伤口被看见，谁的痛苦被实时传播，谁就在道德场域中获得更强的诉求力量。换句话说，战后秩序原来更像一个由历史负罪支撑的“记忆伦理学”；而今天青年政治更接近一种由图像、平台和即时情感触发的“可见性伦理学”。在这套新机制中，历史受害并不必然转化为现实正当；一切都必须重新接受当下图像流传的审判。
这便引出了一个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Never again”（永不再来）究竟是特殊主义的，还是普遍主义的？如果它只意味着“永远不能再让犹太人遭遇灭绝”，那么它仍是一种具有历史特指性的伦理命令；如果它意味着“任何民族、任何平民、任何群体都不应再遭受系统性摧残”，那么它就必须被普遍化，甚至可能反过来成为审判以色列国家行为的尺度。今天美国青年对以色列态度的变化，本质上正是在推动这句战后箴言的第二次诠释学转向：从一个针对欧洲罪行的特殊记忆命令，变成一个面向全球弱者的普遍道德命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战后自由主义内部隐藏已久的张力暴露出来了：它究竟是建立在某种特殊历史负罪之上，还是建立在真正一视同仁的普遍人权原则之上？
对美国来说，这种转向的政治后果将是长期的。以色列议题正在从过去那种跨党派、近乎神圣的共识议题，转变为像移民、乌克兰援助、全球化和气候政策一样的分裂性议题。民主党内部的分裂早已显现，而共和党内部的年轻化代际转向则更具结构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即便在传统上最稳定的亲以阵营中，共识也不再牢固。2025年和2026年的多项民调已表明，对以色列的支持正在下降，对巴勒斯坦的同情正在上升，而这种变化一旦沉淀为代际政治习惯，就不会轻易逆转。
对欧洲来说，问题会更尖锐。因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虽强，却仍部分受制于地缘战略和国内政治联盟；而欧洲，尤其德国，对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更深地嵌在大屠杀记忆、国家认同重建与战后道德自我理解之中。欧洲公开纪念大屠杀、反对反犹主义，不仅是政策问题，也是其战后文明叙事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一旦年轻一代越来越倾向用加沙的现实来质询这套记忆政治，欧洲将面临更痛苦的追问：它究竟是在捍卫反法西斯伦理，还是在用反法西斯伦理去掩护一种对现实暴力的不对称容忍？这个问题将越来越难以仅用“历史责任”四个字彻底封闭。
因此，所谓“美国青年起来反以色列”的真正历史意味，不应被简单表述为“反犹回潮”。更准确的说法是：战后西方秩序的道德中心，正在从以大屠杀记忆为轴心的负罪政治，滑向以当代受难图像为轴心的人权政治。而以色列，正从这一秩序最受保护的象征，转变为这一转向中最先被置于审判之下的国家。更准确地说，这意味着战后西方赖以自明的记忆框架、合法性来源与道德感受方式，正在同时发生位移。
哈贝马斯会提醒我们，没有公共理性的自我约束，这种转向可能沦为情绪政治；阿伦特会提醒我们，一切以民族国家为绝对形式的政治都可能背离保护无权者的初衷；巴特勒会逼问我们，哪些生命被允许进入哀悼共同体；阿甘本会指出，例外状态如何侵蚀法与政治；阿萨德则会要求我们反思，所谓世俗普遍主义是否一直在以不对称的方式分配暴力的合法性。若把这些线索合在一起，今天美国青年反以色列，不应被简单说成“反犹回归”，也不应被浪漫化为“普遍人权终于胜利”。它更像是战后西方自我理解的一次深层危机：奥斯维辛所建立的记忆秩序，正在被加沙所激发的普遍主义要求重新审判。
但这场价值剧烈重组的结果并不预先注定。它既可能推动一种更一致、更普遍的反暴力伦理，使大屠杀记忆真正转化为保护所有受害者的原则；也可能在平台煽动、阴谋论传播和身份政治极化中，重新释放旧式反犹主义，只不过这一次它借由“反以色列”而获得新的修辞外衣。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不是“是否批评以色列”，而是能否在批评国家暴力时守住概念边界，拒绝把犹太人重新作为本质化、集体化的敌人来想象。如果这条界线守不住，那么战后秩序的崩解就未必通向更高的普遍主义，反而可能通向另一种更混乱、更危险的怨恨政治。
也许，今天西方真正面对的，不只是“青年反以”，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个文明以记忆受难者来奠定自身的道德合法性时，它是否准备好接受来自新的受难者的审判？如果没有，那么它的记忆终究会蜕变为仪式；如果有，那么奥斯维辛的真正遗产，就不该是赋予任何国家永久例外，而应是要求一切政治都不得再以去人化的方式处理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