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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牺牲100周年︱“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2026-04-26 13:38
北京的春天，风沙总是裹挟着历史的尘埃。1926年的那个春天，风沙尤其凛冽，它吹过宣武门外的魏染胡同，吹过那座刚刚落成便染血的《京报》馆，也吹散了一位报界宗师的生命烛火。
邵飘萍，这位以“铁肩辣手”自勉的报人，在四十岁的盛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子弹击中，倒在了天桥刑场。他的一生，如流星划过黑暗的夜空，短暂却璀璨。从浙江东阳的神童，到北洋政府的眼中钉，他用一支笔搅动了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
邵飘萍
浙高求学——新闻救国理想的萌芽
光绪十二年（1886年），邵飘萍生于浙江东阳紫溪。幼年的他随父在私塾中饱读诗书，被誉为“神童”。然而，真正决定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1906年他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以下简称“浙高”）之后。
浙高是浙江大学的前身，也是清末浙江新政下诞生的新式学堂。邵飘萍求学之际，浙江高等学堂正处于清末新政下的转型期。学校依据《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办学，设文科与理科，课程既保留了经学、人伦道德等传统根基，又引入了西洋的历史、地理、外国语及法政等新学内容。这种“中西兼修”的教育模式，为邵飘萍打下了广博的学识基础。
邵飘萍所撰《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与《新俄国之研究》
在这里，邵飘萍（当时学名邵锡康）完成了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他在浙高师范科学习期间，“成绩冠侪辈”，但他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书生。
他的同窗，日后成为国民党要员的陈布雷回忆道，邵飘萍“清才逸调，在同级中为最不守绳墨之一人”。他恃才傲物，甚至在国文课上公然批阅《西厢记》，国文老师魏友舫虽然愠怒，逐页检阅他的批注后也很认可他的才华，只得感叹“诸生勿效之”。这种不羁的个性，预示了他日后在报界“笔下常带感情”，绝不向权贵低头的风骨。
浙高时期对邵飘萍最大的影响，在于他接触并确立了“新闻救国”的志向。当时的浙高，在清末风云激荡的岁月里，校园内涌动着一股独特的“读报热”，学生们不仅自发开辟了“书报阅览室”，将自购自订的《时务报》、《清议报》及《译书汇编》等进步刊物汇聚一堂，更在此基础之上组织了“读书会”。每晚八时之后，学子们在阅览室无拘无束地交流心得、谈论国事。
虽然晚清禁令森严，禁止学生“妄发狂言怪论”或“私充报馆主笔”，但在浙高这股压抑的风气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抵制。“邵飘萍很早便有从事新闻事业的意向与决心，和他读书‘浙高’是分不开的。”他进校不久，便顶风作案，开始给上海的报馆充当“访事员”（记者），投寄杭州及金华的通讯。这份“地下”工作，竟成了他职业生涯的起点。
这一时期，梁启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报章就摆放在浙高“书报阅览室”中，对包括邵飘萍在内的浙高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灵活自由不拘一格的文风和带有极强感染力的笔锋成为了邵飘萍模仿的楷模。他开始意识到，报纸不仅仅是记录新闻的载体，更是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利器。
在浙高求学的日子里，他不仅练就了“文章写得好”的硬功夫，更在心中埋下了通过新闻舆论来提高国民觉悟，以文章启发民智的信念。
为了践行理想，1908年浙江全省运动会开办的空闲时间里，他甚至与同窗陈布雷、张任天等人，自办了一份名为《一日报》的油印小报，担任报纸的记者。虽然这份报纸仅出二十余期，却是他新闻理想的第一次集体试飞，张任天先生回忆道：“邵飘萍喜欢写稿，便外出到处采访，连鸦片馆也去。他的文章写得既快又好，我们都很推崇他。”
毕业后，邵飘萍被聘为金华中学堂历史、汉文教师，但1912年他辞去了稳定的教学工作赴杭州与杭辛斋合办《汉民日报》，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那个刀光剑影的报业江湖。浙高赋予他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敢于打破陈规、以笔为剑的勇气。
五四运动——直接发难人的呐喊
如果说浙江高等学堂是邵飘萍新闻理想的摇篮，那么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是他将浙高时期确立的“新闻救国”信念推向极致的历史舞台。这种在杭州养成的“文人论政”的刚烈性格，最终在五四的烈火中，化作了振聋发聩的呐喊。
1916年邵飘萍被《申报》聘任为驻京特派记者来到北京。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邵飘萍是这一团体的首创人与促成者，还担任了新闻研究会的导师。
邵飘萍与蔡元培、徐宝璜共创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正是该会会员，他每周都会聆听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深受其“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侠义、勇敢、诚实、勤勉”等新闻理念的影响。邵飘萍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还在生活中给予毛泽东经济上的接济，这段师生情谊对青年毛泽东新闻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爆发前，邵飘萍每个星期日都会来向学生们分享采访经验，并在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向同学们传授反帝反封建爱国思想。这些活动加强了他与爱国学生的联系，为五四运动作了舆论、组织与思想准备。
邵飘萍与五四运动的渊源，早在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时便已种下。1915年5月，袁世凯同意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邵飘萍便在《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上撰写包括《世界强国之野心》《帝制问题与借款》等在内的200余篇社论时评反对帝制启发国人。1919年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整个北京城仿佛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而邵飘萍，正是那个点燃导火索的人。
历史将目光聚焦在1919年5月3日的夜晚。北大三院的大礼堂内，一千多名来自北大、高师、工专等校的学生代表挤满了会场。会议开始后，邵飘萍首先登台演讲。据北大学生回忆，在演讲的最后邵飘萍激动地说：“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这一席话，如惊雷般炸响。
次日上午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举办的午前筹会上也有邵飘萍的身影，他与另一位记者一起向聚集的学生报告了巴黎和会的经过与我国的外交情势。这是对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最后酝酿，下午1点左右，3000多名学生便在天安门前汇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与他创办的《京报》成为运动最坚定的舆论阵地。因《京报》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引起反动军阀惊恐和仇恨，8月，北洋政府安福系军阀查封《京报》，邵飘萍被迫流亡日本。1920年，他回到北京，在魏染胡同重建《京报》馆，使这份报纸在新址复刊。复刊后的《京报》继续秉持新闻正义，在短短两个月内，他发表了四十余篇署名文章声援学生及社会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严厉抨击镇压运动的反动政府。
浙江东阳邵飘萍生平事迹展厅
从浙江高等学堂立志“新闻救国”的热血青年，到北大礼堂点燃五四火炬的导师，邵飘萍完成了其新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次跨越。他以笔为剑，以身为炬，证明了舆论的力量不仅能针砭时弊，更能为改写民族的命运而注入强大力量。
国民革命——“殉道者”
五四之后，邵飘萍并未止步。随着苏俄十月革命的炮声，他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转向。1925年春，经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邵飘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殊的秘密党员。他借助记者的特殊身份，为党组织获取大量重要信息，《京报》也成为党的宣传舆论阵地。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立场已与国民革命紧密相连。
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邵飘萍成为了北方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他利用《京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并积极促成《中俄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与中苏建交。1924年，他赠送给苏联大使加拉罕“精神可师”的锦幛，这彰显了他联苏反帝的决心，使他受到北洋政府与其他外国公使的嫉恨。
他不仅是言论的巨人，更是行动的先锋。在“五卅运动”中，《京报》连续宣传两个多月运动进展，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一边。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邵飘萍急赴各地采访，在随后的12天内刊登各种消息、评论、通电、文章等110余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连夜撰写檄文《诛人类之蟊贼》《可谓强有力之政府矣》等，痛斥段祺瑞是“人类之蟊贼”，警告军阀的暴行终有血债血偿的一天。
正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军进入北京。邵飘萍被列入了第一批通缉名单。他在被捕就义前曾发表《启事》，以反语自嘲，列举了自己“五大罪状”：反对段祺瑞、主张法律追究屠杀民众的凶手、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承认国民军纪律不错、批评章士钊。这实际上是他在白色恐怖下，最后一次向世人宣告他的政治立场。
4月24日，邵飘萍被捕，张作霖未经审判便处他死刑。4月26日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从容就义。由于是特殊党员，单线联系，牺牲后的邵飘萍中共党员身份长期未能得到确认。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组建字[1986]103号文件，正式认定邵飘萍同志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这位牺牲60年的革命烈士明确了党员身份。
认定邵飘萍中共党员身份的证明信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邵飘萍牺牲了，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并未随风而逝。他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新闻风骨，用生命践行“新闻救国”理想；以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始终站在反帝爱国前沿；更以秘密党员的坚定信仰，诠释了“以身殉道”的革命气节；他以笔为枪，针砭时弊，对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抨击鞭挞，被冯玉祥赞为“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他的精神遗产跨越百年，既是中国新闻业的茫茫灯塔，也是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永恒写照。
邵飘萍被难纪念刊
回望他的一生，浙高求学渲染了他生命的底色。在这里，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学会了文字的艺术，从反清的思潮中汲取了革命的勇气。浙高磨砺他“不守绳墨”的进取精神，最终演变成了他在《京报》馆悬挂的那幅名联——“铁肩辣手”。
邵飘萍不是躲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冲在街头的战士。无论是五四的呐喊，还是国民革命时的冲锋，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始终站在反帝爱国民众的身边。
今天，当我们翻阅泛黄的《京报》影印本，依然能感受到创办人邵飘萍那股穿越时空的热血气度。邵飘萍用他的生命证明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总需要有人举起火把，哪怕这火把最终会燃烧了自己，或者最终也会被狂风吹灭。
邵飘萍与《京报》
毛泽东曾先后两次深情回忆：1936年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他评价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晚年仍铭记师恩，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这位用生命践行“铁肩辣手”的报人，不仅照亮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更化身成为精神火种点燃了一代青年的理想之光。